冥想真能延缓衰老吗?

利维坦 2021-09-11 14:28:30

利维坦按:正念(mindfulness)近年来可谓在西方大行其道,就连谷歌这种企业都用正念来培训员工。熟悉佛学的人都知道,这个词本身是佛教用语,麻省理工的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开创了 “正念减压疗法”,只之后,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等脑神经科学家用fMRI等技术做了大量研究,发现正念练习可以开发新的脑神经网络、和改变脑部化学反应,从而改变认知模式。工业/组织心理学和正向心理学亦有很多研究证实正念带来很多好处,包括提升心理弹性等等。今天,不少英、美企业纷纷引进正念,用来作企业培训。


今天的这篇文章,又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对正念冥想法做出了精辟的分析。



文/Jo Marchant

译/antusen

校对/dtt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can-meditation-really-slow-ageing


冥想涉及的唯灵主义有科学依据吗?为获得答案,乔·玛茜特(Jo Marchant)采访了一位持肯定意见的诺贝尔奖得主。


现在是美国时间清晨七点,我们正身处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市的海滩上。红日低垂,映得海面波光粼粼,朝云镀金,尚未退却破晓之色。目之所及,是绵延数千英里的太平洋。极目远眺,只见好莱坞山上零星散落着洛杉矶富人的白色别墅。杓鹬和矶鹬聚集在海边潮湿的沙滩上。距海岸几米开外,有几个人正盘腿而坐:这些当地佛教中心的成员正打算静默冥想一小时。


这种灵性修行似乎和生物医学研究无甚关联,因为后者关注的是分子处理和可重复性实验结果。然而,就在这海滨之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化学家正带领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同事,一头闯进鲜有主流科学家敢于涉足的领域。尽管西方生物医学界向来不愿研究与身体健康相关的个体体验与情感,但这些科学家却正将心理状态当作研究的重心。他们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暗示了冥想或许可以延缓衰老、延长寿命,这一结论印证了东方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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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一直都着迷于生命运转的方式。1948年出生的她,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一个偏远海滨小镇长大。她儿时经常在花园里捉蚂蚁,到海滩上抓水母。布莱克本从事科学研究后,她开始以分子为单位解剖生命体。她说她痴迷于生物化学,是因为它能让人“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某一过程中近乎最最微小的组成部分”。


人类染色体上的端粒


20世纪70年代,布莱克本曾在耶鲁大学与生物学家乔·加尔(Joe Gall)共事过一段时间。当时,她不仅确定了四膜虫(一种单细胞淡水生物,她将其形容为“绿藻层”)染色体末端的成份顺序,还发现了起保护帽作用的某种DNA重复序列。这种“保护帽”又称端粒(Telomere),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染色体中也有端粒。每逢细胞分裂、DNA复制之时,端粒就会开始保护染色体末端,不过每分裂一次,端粒就会有所磨损。到80年代时,布莱克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研究生卡罗尔·格雷德(Carol Greider)一起发现了可保护并修复端粒的端粒酶。即便有端粒酶存在,端粒依旧会日渐缩短。一旦端粒过短,细胞就会受损并失去分裂能力——如今,人们认为这一现象正是引发衰老的关键因素。布莱克本最终凭借此项研究,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00年时,一位来访者促使她改变了研究方向。这位访客名叫埃利萨·埃佩尔(Elissa Epel),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精神病学系的博士后。埃佩尔对慢性压力给身体造成的伤害很感兴趣,同时她还有一个大胆的提议,要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精神病学家和生物化学家还真不会有什么共同话题。


如今,埃佩尔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衰老、新陈代谢和情感中心”的主任。她一直很想弄清楚心理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埃佩尔列举了整体健康专家狄巴克·乔布拉(Deepak Chopra)和富有开创精神的生物学家汉斯·塞利(Hans Selye)这两大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后者曾于20世纪30年代首次披露长期承受压力的老鼠是如何慢慢患病的。塞利说:每一份压力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每克服一次压力,生物体就会衰老一分。



早在2000年,埃佩尔就想找到伤痕的踪迹。她说:“我时常想,若我们能深入研究细胞,说不定就能测量出人体在压力状态和日常状态下的损耗值。”读完布莱克本在衰老方面的研究后,她开始猜想端粒是否可能就是她想寻找的伤痕。


在接触布莱克本这位资深科学家时,埃佩尔有些诚惶诚恐。当时身为博士后的她,想在布莱克本的帮助下,研究她眼中承受着极端压力的母亲(即需要照料长期患病子女的母亲)。埃佩尔计划先询问这些妈妈的压力程度,再寻找其心理状态与端粒状态之间的联系。犹他大学的合作研究者会测量端粒的长度,而布莱克本的团队则会测量端粒酶的活性。


目前,布莱克本在研究中已完成众多高质量、精确控制的实验。另一方面,埃佩尔研究的是现实世界中真实而复杂的人。布莱克本说:“就我而言,她涉足的是另一个世界。”起初,布莱克本怀疑压力和端粒间是否会有有意义的联系。迄今为止,基因仍被视作是决定端粒长度的最关键因素,而认为环境影响(更别提心理因素了)具备可测性的观点则备受争议。然而,身为母亲的布莱克本却很想研究承受压力的女性所陷入的困境。她说:“我就是觉得这个议题很有趣,很能感同身受。”


她们耗费了四年心血才终于做好采集58位女性血样的准备。按计划,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预备性研究。为了尽最大可能获得有价值的结果,这些被分成两组(压力组和控制组)的母亲必须在年龄、生活习惯和背景方面尽可能相似。为此,埃佩尔还精心挑选了实验对象。当时,布莱克本认为这不过是一次用来练手但具备一定可行性的实验。直到埃佩尔在电话中对她说“说出来你都不信”,她才发现自己错了。


研究结果十分明晰。声称自己压力更大的母亲,其端粒较短,端粒酶活性也较低。


和实验中压力最小的女性相比,压力最大的女性会因为端粒较短而提前衰老十年左右,其端粒酶的活性也只有前者的一半。布莱克本说:“我快激动死了。”她和埃佩尔将真实生活及经历与细胞分子力学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人类首次预示压力不仅仅会危害身体健康,还会导致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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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 Andreasson


这项出人意料的发现自然免不了受人质疑。布莱克本和埃佩尔跨界论文的发表之路起初困难重重。布莱克本笑着表示:“《科学》(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拒绝我们的速度不要太快!”


后来,《美国科学院院报》终于在2004年12月发表了这篇论文。论文一面世就引得媒体争相报道,人人交口称赞。斯坦福大学研究压力的前沿学者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将这次合作称为“飞过跨学科鸿沟的一跃”,他还出版了畅销书《为什么斑马不得胃溃疡》(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卡森斯心理神经免疫学中心的主任迈克·欧文(Mike Irwin)说:“埃佩尔寻求布莱克本帮助时鼓足了勇气,布莱克本答应埃佩尔时也无疑是需要勇气的。”


很多从事端粒研究的学者一开始都很谨慎。他们认为该试验规模过小,且端粒长度测试的准确性也有待商榷。埃佩尔解释道:“回头想想,研究这个议题确实有些冒险,在某些人眼中,这项研究不可能有结果。每个人的端粒长度都不同,从心理或行为角度,而非基因角度,去测量端粒长度,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十年前,生物医学领域还真没有这种研究。”


这篇论文促使相关研究大幅增加。目前,研究者已确定知觉压力与端粒较短的健康女性、老年痴呆患者的护工、家暴和幼年创伤的受害者、患有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之间存在着联系。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研究端粒紊乱的临床医师兼遗传学家玛丽·阿玛尼奥(Mary Armanios)说:“十年过去了,我始终相信环境会影响端粒的长度。”


对人体运行机制而言,这也是一种进步。实验研究显示,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降低端粒酶的活性,而氧化性应激和炎症(心理压力诱发的生理反应)则会直接损伤端粒。


这似乎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毁灭性的危害。与年龄有关的病症,如骨关节炎、糖尿病、肥胖、心脏病、老年痴呆和中风,都和端粒过短有关系。


如今,研究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端粒到底只是伴随衰老现象(比如长出白发)出现的无害标志,还是随年龄增长而诱发恼人病症的因素之一?基因突变的人其端粒酶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端粒要短于常人,因此会患上早衰症,他们的器官也会逐渐衰退。既然端粒长度各不相同,那么压力所导致的端粒长度略微缩减是否会损害健康?阿玛尼奥对此心怀疑问。


不过,布莱克本说她越来越确信压力确实会危害健康。尽管与阿马尼奥研究的极端病症相比,基因突变对端粒长度的危害较小,但布莱克本称,随着时间推移,基因突变的确会增加罹患慢性疾病的几率。许多研究表明,端粒可以预示我们未来的健康状况。其中一项研究显示,和端粒长度不变或增长的人相比,端粒持续缩短两年半以上的老年人,在接下来的九年内,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要高两倍。另一项研究调查了2000多名健康的美洲印第安人,即便将身体质量指数、空腹血糖等传统影响因素考虑在内,他们之中端粒最短的人,在未来五年半内,患糖尿病的几率也是其他人的两倍。


布莱克本现在正在参与多项规模更大的研究,其中之一是联手北加州医疗保健巨头凯撒医疗集团测量10万人的端粒长度。他们想将端粒长度和志愿者的基因组及电子病历放在一起研究,以借此揭示端粒长度与疾病间的深层联系,并发现更多影响端粒长度的基因突变案例。研究结果尚未问世,但布莱克本已为那些与长寿有关的数据而感到兴奋。她的手指随着曲线滑动:随着年龄增长,人类端粒的平均长度有所下降。这一点众所周知;端粒一般会随年岁增长而逐渐缩短。不过在75至80岁的年龄区间内,曲线有所回升,这是因为端粒较短的人都相继去世了——这证明端粒更长的人确实活得更久。她说:“之前还没人发现这一点,它令我感到高兴。”


布莱克本和埃佩尔的研究问世后的十年内,压力通过损伤端粒使我们衰老的观点已渗透进了流行文化。除了收获众多科学界的荣誉外,布莱克本还成为了《时代》杂志2007年度“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此外她也赢得了《家政》2011年度的成就奖。在2006年的好莱坞电影《恋爱假期》中,饰演工作狂的卡梅隆·迪亚茨(Cameron Diaz)甚至阐述了她的理论。布莱克本说:“她的话让我产生了共鸣。”


然而,端粒缩短会损害健康的证据越来越多之后,她又开始着手解决新问题:如何保护端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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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海滩上还是一片喧闹景象。海浪不断奔涌飞溅。三趾鹬沿着海岸盘旋飞行。慢跑者和遛狗者四处闲逛。一群鹈鹕先是徘徊于水面,后又或展翅飞去,或游向看不见的地方。在天空的映衬下,冲浪者变成了黑色的剪影,只见他上上下下随海浪起伏了20多分钟,在身影消失之前,他追逐着泛向岸边、微漾的涟漪。这些未曾改变过的场景让人生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超脱感。你可以将那些海鸟、慢跑者和冲浪者当成各种不同的思想:它们形式各异、出现的时间亦有所不同,但最终都将消逝无痕。


冥想的方法有数百种,但今早我想试试名叫“开放觉察”(open monitoring)的佛教正念冥想法,它要求冥想人关注自己当下的体验。端坐不动,留心所有冒出的念想,在它们消失之前,不要加以评价或作出反应。对佛教徒而言,这是一次精神探索;抛弃琐碎念想和外界影响后,他们希望能更接近真实的本质。


布莱克本也对真实的本质很感兴趣,由于她的职业更注重可测性及可量化性,所以一开始,这种纸上谈兵式的冥想对她没有丝毫吸引力,从职业角度来讲,她对此也没有任何兴趣。2007年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她说:“如果你十年前跟我讲我会认真研究冥想,我肯定会说要么是你疯了,要么我变疯了。”然而恰恰是针对端粒的研究将她带上了冥想之路。与埃佩尔完成初步研究后,她们二人开始联手世界各地的团队(据布莱克本估计,大概有五六十个)朝着“奇妙的方向”飞速前进。其中,有很多研究旨在探索使端粒免受压力影响的方法;实验暗示锻炼、健康饮食、人际支持都有助于保护端粒。但冥想或许是最有效的干预因素之一,因为它能明显延缓端粒老化的速度,甚至还能恢复其长度。



尽管这些研究目前规模不大,但暂时全都属于同一方向。在某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中,布莱克本和同事曾将实验对象送到科罗拉多州北部的香巴拉山庄冥想。与仍在等待名单上的对照组相比,冥想了三个月的人其端粒酶活性要高30%。布莱克本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欧文联手完成了针对痴呆患者护工的试点研究,其成果发表于2003年。他们发现,与只听轻松音乐的对照组相比,八周内每天进行12分钟科尔坦克利亚冥想(Kirtan Kriya,一种古老的、唱诵式的冥想方式)的实验者,其端粒酶的活性明显提高了。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生兼自助专家迪恩·欧宁胥(Dean Ornish)合作完成的研究也发表于2013年。他们发现,与情况类似的对照组相比,患有低危前列腺癌的男人在全面改变生活方式后(包括开始冥想),其端粒酶的活性要更高,五年之后,他们的端粒长度也会略微变长。


他们发现,与只听轻松音乐的对照组相比,八周内每天进行12分钟科尔坦克利亚冥想(Kirtan Kriya,一种古老的、唱诵式的冥想方式)的实验者,其端粒酶的活性明显提高了。


在最新的研究中,埃佩尔和布莱克本正在追踪调查180位母亲,其中半数人的子女患有自闭症。研究人员不仅会在两年多内测量她们的压力程度及端粒长度,还会在借助手机软件帮助她们进行正念训练后,评估短期正念训练的效果。

围绕冥想如何能增加端粒长度和端粒酶活性这一问题,尽管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各有不同,但冥想很可能真有减压效果。冥想训练包括慢节奏规律式呼吸,这种呼吸方式能抑制战斗或逃跑反应,以放松我们的身体。它还可能有心理减压效果。抛弃消极或让人有压力的想法或许会让我们意识到,它们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事物,不能准确反映现实,也不是必要的。这样做还能促使我们活在当下,不必一直忧心过去或沉湎于未来的规划。


埃佩尔说:“参与自身活动和互动很重要,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在进行多项任务,所以很少能这样做。从总体上说,我的确认为现代人不容易集中注意力,特别当他们压力过大或没条件活在当下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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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诺贝尔奖得主开始谈论冥想时,必然会令一小撮人感到不安。总体来说,布莱克本的研究方法使她勉强赢得了一些人的赞赏,其中甚至还包括那些对替代医学心存忧虑的人。英国埃克塞斯大学的爱德华·恩斯特(Edzard Ernst)说:“她的研究方法具备严谨性和系统性。”恩斯特的工作重心是测试严格对照试验中的补充疗法。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肿瘤学家詹姆士·科因(James Coyne)对替代疗法整体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某些与积极心理学和健康相关的研究“不雅且迷信”,不过他也承认布莱克本的某些研究数据很有“前景”。


也有一些评价不怎么让人印象深刻。外科医生兼肿瘤学家大卫·戈尔斯基(David Gorski)因批评替代医学和伪科学而为人所知,他的博客笔名是奥拉克(Orac)。之前,他曾将迪恩·欧宁胥比作“《沽名钓誉启示录》的四骑士之一”。(注:语出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天启录四骑士,分别代表战争、杀戮、饥饿和死亡)戈尔斯基已不再宣称冥想是科学探究的禁区,不过他仍旧担忧这些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否被夸大了。研究者凭什么确定调查就一定是严谨性的呢?他说:“这些研究的难度太高,很容易就让人走入歧途。诺贝尔奖得主也不可能永不出错。”布莱克本所处的生物化学圈子似乎并未明确支持她感兴趣的冥想研究。我接触过的三位资深端粒研究者也拒绝评论她在该领域的研究,其中一位解释说他不想评论“如此有争议性的话题” 。


布莱克本说:“提及冥想,人们会倍感不适。”她认为这是因为人们不熟悉冥想,且冥想和灵性及宗教修行有关。“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试着告诉他们……我们总是说‘嘿,这只是初步研究,只是个试验’。但人们不愿意听。他们只会看看报纸头条然后陷入慌乱。”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研究异常体验(包括意识状态变化)的心理学家克里斯·弗伦奇(Chris French)称,任何和宗教或迷信心理扯上关系的研究都会让众多科学家感到不适。“尽管我额头上已被‘刺满’怀疑这个词,但还是有不少人惊讶于我的研究。对某些人而言,它像是一种全新的、莫名其妙的概念。面对膝跳反应,人们往往有些不屑一顾——‘我们都知道那是瞎编的,为啥你们还要浪费时间研究它?’”



哈佛大学研究冥想如何改变大脑构造的神经系统科学家萨拉·拉扎尔(Sara Lazar)说:“20世纪60年代时,冥想首次传入西方,当时它和嗑药文化、嬉皮文化有所关联。人们不以为然地认为冥想靠的就是一串水晶或别的什么东西。”她认为自己15年前决定研究冥想的做法“勇敢而疯狂”。当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建立了国立补充替代医学中心,出于这个原因,她才鼓起勇气做了这个决定。“中心的建立让我有信心完成研究并获得资助。”


现在趋势已经逆转了。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提供了资金支持,研究者们已发展出了世俗修行(即非宗教性质的修行),譬如以正念训练为基础的减压法和认知治疗法。同时,这些方法还取得了良好疗效,它们可以降低血压,增强摆脱抑郁的免疫反应。过去几年里,大量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譬如拉扎尔的研究)显示,短期冥想亦能改变大脑结构。 


拉扎尔说:“如今大脑数据和所有临床数据都出来了,局势要有所转变了。人们会更愿意接受[冥想]。不过还有些人永远也不会相信冥想能带来益处。”


布莱克本认为,只要能在研究时使用稳健的方法,冥想就会是一个好议题。所以当她初次涉足该领域时,即便有人担忧这类研究或许会坏其声誉,但她亦未受影响。为了亲身感受冥想的效果,她跑到圣巴巴拉市修行了六天。她说:“我爱冥想。”布莱克本依旧采用了短期冥想法,她说这能帮助她清醒大脑、避免陷入忙乱而分神的精神状态。在近期某篇论文的开头处,她甚至引用了佛陀的话:“身心健康的秘诀在于,不哀悼过去,不担心将来,不庸人自扰,以智慧和赤诚之心好好活在当下。”


这次研究调查了239名健康女性,研究人员发现,与经常想东想西的人相比,注意力较集中(正念冥想旨在实现的主要目标)的女性,其端粒长度明显更长。他们总结道:“尽管我们只描述了这一联系,但注意力集中或许也能催生出健康的生理环境,并延长细胞的寿命。”佛教和道教的沉思传统都认为集中注意力能带来健康和长寿;现在,布莱克本和同事认为这一古老的智慧或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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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 Andreasson


我和布莱克本在巴黎碰过面。我们约在一家以新艺术为主题的酒馆,从居里研究所顺路而下就能走到。当时,她一边在居里研究所稍作歇息,一边为彼此不怎么交谈的科学家们安排研讨会。我努力在嘈杂的环境中捕捉她低沉悦耳的声音,这位65岁的女士跟我讲了她第一次接触佛教思想的重大经历。


2006年9月,她参加了门拉山佛教中心(一个位于纽约卡茨基尔山的偏远休养地)举办的会议。在那里,西方科学家和西藏学者共同讨论了长寿、重生和健康等话题。鉴于布莱克本取得了多项科学成就,会议期间,精神领袖授予了她“药师佛”的称号。


对布莱克本而言,埃佩尔的精神病学研究已然算是另一个世界,而这些学者口中的东方哲学更让她倍感陌生。某晚在宴会之上,当她向其他代表解释端粒酶基因出错为何会引发健康问题时,她说基因突变是一个随机偶发事件。对西方科学家而言,这是公认的真理,然而它与西藏学者的世界观并不相符。布莱克本说:“他们说‘不是的,我们认为那不是偶然事件’。”对这些注重整体的学者来说,即便是最微小的事件,也有一定的意义。“我突然间意识到,哇,他们的世界和我的截然不同。”


她并没有将东方学者的话抛之脑后,实际上,那些话让她印象深刻。她发现西藏学者的“头脑很好”。她说:“他们的学术思维不同,但也有有价值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源于上帝’,更像是‘我们来看看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产生的结果。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很乐意接受他们研究方法中的某些因素。”


布莱克本不打算皈依精神世界。她说:“因为物质世界里有我的根。”不过,她愿意以开放的心态面对那些新思想、新联系。她似乎很爱打破已有范式的桎梏。比如说,她和埃佩尔已证明压力对端粒产生的影响会遗传给后代。如果女性怀孕时感受到了压力,那么其子女的端粒长度就会较短,这种变化不会因子女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该结论跟“只有基因才能传递特质”这一标准答案相悖。


未来,端粒传递出的信息或许能帮助医生决定该何时使用特定药物。比如说,端粒酶活性可预测谁能接受重度抑郁治疗,而端粒长度则会影响他汀类药物的疗效。然而总的来说,布莱克本还是对“端粒如何才能直接帮助人”更感兴趣,她想鼓励人们接受可以降低患病风险的生活方式。她说:“在医疗领域,这种想法可不常见。”


常规医疗测试会告知我们有患上哪种病症的风险,比如高胆固醇的人易患心脏病,高血糖的人易患糖尿病。而端粒长度则能解读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揭示我们的生物学年龄。尽管我们知道要锻炼、要健康饮食、要减轻压力,但许多人就是做不到。布莱克本认为规定达标的具体数值能有力促使我们改变行为。实际上,她和埃佩尔刚刚完成了一项研究(尚未发表),研究显示,与未被告知端粒长度的对照组相比,知道准确数值的那组人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过上了更为健康的生活。


不过,二人希望各国各政府最终能开始关注端粒。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社会困境和不平等引发的压力是侵蚀这些帽状保护结构的主力。比如,没上完高中的人和被家暴的人,其端粒更短,同时也有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低、轮班工作、糟糕的邻里环境和环境污染都会使端粒缩短。儿童端粒缩短的风险特别高:缩短的端粒会伴随早年被虐待或陷入困境的人一生。孕妇承受的压力也会通过端粒影响下一代,从而在未来几十年中,带来磨难并造成经济损失。



2012年,布莱克本和埃佩尔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她们列举了端粒缩短所造成的后果,并呼吁政客优先“减轻社会压力”。她们特别要求改善育龄妇女的教育和健康状况,因为那才是“避免产出不健康后代的高效途径”。她们指出,冥想修行或瑜伽课或许可以帮助那些有钱有闲的人。“但我们探讨的是宏观社会经济政策,该政策旨在缓解大众所面临的慢性压力。”多数科学家会避免谈论其研究成果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但布莱克本想替缺乏支持的女性发声:“你们最好认真考虑她们的处境。”


尽管针对如何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谈论已很常见,但布莱克本说端粒能让我们首次量化压力和不平等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从而让我们估算出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我们现在还能将孕期和童年期视为“印记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端粒长度极易受到压力影响。她说这些证据能提供促使政府行动的、更有力的论证。


不过大部分科学家和政客似乎仍无意跨越布莱克本和埃佩尔十年前越过的跨学科鸿沟。颇感沮丧的埃佩尔称,《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评论并未激起多大反响。“这篇文章有些犀利,所以我曾以为人们会大肆批判或赞扬它。结果大家没什么反应!”


她坚持认为:“衰老机制早在生命最初期就开始成型了。如果我们忽略这点,只想日后加以修复,那我们永远都不能防止问题发生,我们最终只能失败。”就治疗急性感染或修复断腿而言,单单关注病症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想治好糖尿病、心脏病、老年痴呆等与年龄增长相关的慢性病,我们需要跨入具备模糊性和主观性的心理学领域。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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